立法机关领袖所选派的委员均不得为法官或退休法官。

由于事实调查和证据收集问题不属于德国大学教育的内容，典型的第一审问题就不太重要。【注释】[1]这里介绍的是巴登-符腾堡州的制度，但德国其他地方也大同小异。

这一争论的动力并非对法律教育质量或者结果的任何不满。课程主要采取了律师而非法官的视角，学生对案件的处理是整体的、全过程的——这无疑带有浓厚的美国案例教学的特征。我从课程中主要运用的个案全过程教学法看到，该教学法更多地关注上诉案件的审理。学生必须学习如此之多的法律理论和案例法（从上诉法院和联邦法院的判决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很重要的意义上），以至于他们不会为接受实务训练而增加自己的任务量，毕竟这样的训练他们将来好歹还有机会接受。但这很大程度上只是德国几乎没有法律诊所教育的一个非常正式的理由。

只是，该课程模式走得更远，并且结合中国当代法律教育的需要作出了重大调整。另一方面，参加课程的学生已经大学毕业，这让人很容易想到德国法科毕业生的实务训练。[10]《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政法干部队伍建设的决定》（1999 年 4 月 15 日）。

刘忠，上海同济大学法学院讲师。[1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政法干部队伍建设的决定〉建设一支高素质法官队伍的若干意见〉的通知》，1999 年 7 月 29 日，法发[1999]22 号。党校的学历教育中，人数最多的两个专业一个是行政管理，另一个就是法律。从事公安、国家安全、司法行政工作。

从 2007 年 8 月以来，中央组织部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进行了多次沟通协商，并征求有关省区市党委意见后，提出了这次省级法检两长交流的原则意见。然而司法与政治的二分，这一前提本身就是一个人为构建，如布洛赫所称，社会划分归根到底知识由于观念而存在，人们用观念构造了社会划分。

[42]目前，在组织人事上，实行下管一级的体制，实际上是以嵌套的方式，保证了每下一个层级的主要负责干部都由上级党委任免。（2）上一审级联邦法院无权参与下一个、下两个审级的联邦法官的任命。[14]决策者盖出于统一调配干部的考虑，在该规定中的任职资格条件都较柔软。法院实现垂直领导，哪怕只是在组织人事、后勤财务管理等非审判的行政事项之一的统管，必然都会使得下级法院在审判事务上的全面倒向服从上级法院，学界所诟病的上定下审、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只不过换了一个新的支配者，审级制度构建所意图实现的不同层级的法院功能分化，事实审、法律审、法律统一适用的区隔，上下级之间的制衡，均会悉被内部的组织一体化所瓦解。

[7]循此政策，1988 年 8 月 9 日最高法院以中共最高法院党组名义给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宋平和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组长乔石写了一份报告，[8]根据 1987 年十三大提出的关于干部要实行分类管理，管人与管事既紧密结合又合理制约的原则，以及审判机关的工作人员要建立类似国家公务员的制度进行管理的要求，最高法院起草《法官法》，准备改变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的法院干部管理体制，建立一套以法院管理为主的党内干部管理制度。此前中央直管地、厅一级干部，虽然防止了省一级任用私人，地方势力坐大，但可能导致省一级与地厅一级干部在工作信任度、工作方式上可能扦格不入。许多党政领导干部在党校、函授和各种业大、夜大、自考教育中获得了本科文凭，90 年代后期以后，大量领导干部均为普通高等院校的科班出身，甚至大量是在各种硕士课程班上接受教育，然后拿到硕士、博士学位的。从 1927 年第三次修正中共《党章》开始，党内设党团。

因此，中央从组织人事上加强对下一级行政层级的控制力，就是一个最后可依赖的手段。各级党团均隶属各级党的委员会。

1980 年全国法院办理的民事、经济案件总和只有 64 万多件，一审刑事案件仅 20 多万件。张兰珍：《命运无声：一个法官成长的心路历程》，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51 页。

[5]《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1979 年 9 月 9 日）。地方政府同时掌握了法院的收入、物质供应和法院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的其他福利。[17]措辞的细微之处看到的差别就是院长可以从法院之外的人中调用，只要符合《法官法》和中央组织人事政策的文件规定，而对于副院长则都是要从法院内部产生。2006 年中发 11 号文件沿用了此前已开始的差额推荐制度，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可实行差额推荐考察。（3）联邦法官任命流程中最重要的提名 － 启动程序完全行政主导，总统的行政权力是法官独立司法权行使的起点。法院内部又实行行政式的管理，院长一职在政权内的地位比法院文革后期恢复之初的十年益显突出。

这种安排意在使法官在产生之后能具有不受制于派别、利益集团、社群之外，以超越于政治意识形态、宗教等冲突的观念之外的真正的洞见、智识来行使职务。当时，德州中院一些法官认为她没有法官资格。

在各级党委之间，严格执行四个服从，从而形成只有党委才能建立一种自上而下的领导关系的政治结构。承认以及不承认司法包裹于政治或溶于政治内，差异的可能只是对两个语词定义的不同，而标注司法、政治的内涵是一个经验的、具体的而非语词内的玄思可以独断式地勘定的。

虽然地方党委组织部门在此后曾规定凡是进法院班子的也就是成为党组成员的，包括院长、副院长、纪检组长、政治部主任的不需要进行考试，但该规定被认为缺乏正当根据，在普通法官群体中也较难获得威信。1938 年 10 月 12 － 14 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政治报告《论新阶段》，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

这种提升领导人待遇的做法，是对相关机构职能更加重视。七大《党章》第 60 条将党团改为党组干事会及书记，由所属党委指定之。[23]除去成文法和司法解释，各种实体法、程序法的非正式渊源、习惯做法和各种地方性司法知识，使得法院院长进入的知识壁垒越来越高，非长期在法院工作，即使曾经法律科班出身，对厚实的司法知识亦感觉困难。如前述，1979 年中共中央恢复上级公、检、法机关协管权，地方党委对公、检、法机关党员领导干部的调配，应征得上级公、检、法机关的同意。

但在政权常规化之后，尤其是近年，意识形态的统合作用趋弱。[43]《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1981 年 12 月 7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40]公检法三长职级均由中共中央文件明确规定提升。从暴力垄断行使看，[45]将和平时期最重要的暴力行使机关——公安、检察院、法院的最重要人员的人事任命由上级控制，避免了宪政时刻[46]可能的政治风险。

具体到一个中级法院院长，就是省委满意，市委放心，高院赞成，市人大支持，中院群众拥护。[美]莱因哈特·本迪克斯：《马克斯·韦伯思想肖像》，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09 页。

[29]《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上册），人民出版社 1965年版，第 148 页。[14]《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政法干部队伍建设的决定》（1999 年 4 月 15 日）。美国总统及其幕僚基本是提名和自己政党、宗教、政见、意识形态相同、相近的人选。[21]《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2006 年 5 月 3 日）（中发[2006]11 号）。

拟安排担任政法部门主要领导职务的政法系统以外的干部，除接受上岗前的培训外，还应采取提前调入担任常务副职，或者到上级政法部门挂职锻炼的办法，使其熟悉业务。但是，这种调整又因为以下因素而有政治风险：首先，此前，革命战争年代以来不断的思想整风和党内运动，形成了意识形态强大的统合力量，弥合了因为地域辽远、信息传输等原因可能产生的组织上的服从不足。

[49]在非观念的经验世界中，不管是使用司法与政治还是政治与司法或者司法中的政治、政治中的司法，所意欲表达的都是同一意向，如前述无论美国联邦法官的产生还是中国地方法院院长的产生，都是一种政治行为。党组必须服从批准它成立的党的委员会领导。

[13]2001 年 5 月，曾经任全国律协常委、山东省律协副会长的张兰珍，由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司法局党组书记任上调德州中级法院任副县级审判员。上级人民法院党组应当及时研究，并在规定时限内作出书面答复。